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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指导性案例40号从法律文本的层面出发，通过将《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的工作场所解释为与职工工作职责相关的场所，并把职工来往于多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也包括在内，从而把原告从办公室去停车处途经的一楼门口台阶处认定为来往于两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即属于工作场所(23)。

对于瑕疵证据的处理，如果一概予以排除，则不利于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应当采取先补救后排除的做法。3.关于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 鉴于职务犯罪案件的敏感性，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在职务犯罪案件中更为严格。

被调查人在立案前制作的与调查程序无关的书面材料，日记、笔记、账簿等，以及独立于供述之外的行为，如毁灭证据、转移赃物、串供等，那么在形式上形成不同、来源不同，可以作为补强证据。个别证据之间没有形成相互印证、存在证据冲突的，要区分不同情形作出不同认定。审判阶段是最后的诉讼环节，更应当重视补查补证工作，尽量避免因补查补证工作不到位导致吃夹生饭、案件质量存在瑕疵。有的建议，如果经法院通知，监察人员不出庭说明情况，又不能排除非法证据收集证据可能性的，应当对有关证据予以排除。（三）要求调查人员出庭 调查人员出庭是法庭审核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二、监察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 职务犯罪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高度依赖受贿人口供、行贿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非法取证的风险增加，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鉴于职务犯罪案件办理往往实行异地审理，人民法院应给监察机关预留充足的工作准备时间。[40]主观权利推导模式，为公民请求有权机关纠正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不作为或者保护不足提供了可能性，也为公民在相关司法裁判中提出合宪性解释请求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更能彰显国家保护个人信息基本权的力度。

主观权利推导模式以我国宪法文本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更符合宪法教义学的基本要求，可化解将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客观法所导致的逻辑困境，也更利于个人信息基本权保护。确立个人信息保护权利基础的二元结构，明确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主观权利属性，适度延伸个人信息基本权的效力范围，并对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内容作相应调整，是化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在法律领域中，一个人的义务总是以他人的权利为缘由。[5]个人信息权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不同概念表达，映射出了二者在理论预设上的诸多不同。

在这三种规范中，国家目标条款确定的国家义务是典型的客观法义务，这种义务并不对应个体的主观权利。3.个人信息基本权侵权责任制度的建构 既然个人信息权有个人信息民事权利和个人信息基本权之分，就应相应建立两种不同的个人信息权侵权制度。

这两个极端的共同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权利的关系属性，试图以抽象的权利概念解释具体的实证法问题。一是对个人信息公共性的定位不同。[32]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59页。该理论无力解释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何以能够规定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承担公法义务。

[32]个人信息基本权规范证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形式方面，其目的是为个人信息基本权寻求宪法上的容身之地，而规范内涵的明晰则具有实质意义。[26]法哲学化的宪法解释尽管也是在围绕宪法文本建构理论，但其总体上运用的是法哲学思维，并非真正的宪法教义学。[48]参见周汉华：《平行还是交叉——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权的关系》，《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185页。这一思路对理解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均有参考意义。

在个人信息基本权法律关系中，存在着非对称的权力结构，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体现权利义务倾斜配置的公法原则具有适用性。后者系社会权保障维度上的受保障权，对应着国家的给付义务。

张翔：《个人信息权的宪法（学）证成——基于对区分保护论和支配权论的反思》，《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1期，第53页以下。[16][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等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28]据此，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主观权利是指个人免于国家侵犯个人信息利益的权利，如果抽离个人信息基本权的行为主体、行为内容、义务主体，就可得到一个个人信息权应予保障的规范命题，这一规范命题就是个人信息基本权价值秩序。质言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私主体，基本权利的效力只存在有无之分，并无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别。明晰权利所处的关系领域，最终目的是厘清处于不同关系中的权利实现逻辑，确定权利义务的配置模式。作为个人信息道德权利的公法化形式，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基本权调整信息主体与具有明显强势地位的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信息主体与国家权力型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信息主体与社会权力型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讨论实证法权利，应以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的二元区分为前提，并不存在能够覆盖所有关系领域的、既是公法权利又是私法权利的万能权利。[16]这即是说，表征所有规范的客观法体现了法的抽象性，而规定了权利和义务的主观法则体现了法的具体性。

从字面分析，间接效力是法律效力的一种形式，遵循法律效力的一般原理。法律效力是法律作用力的一种形式，但法律的作用力并不一定是法律效力。

[39]受保障权又可分为免受其他公民侵犯的受保障权、从国家获得物质性给付的受保障权。他指出，人们最好避免使用这一术语，仅仅用其指涉教义学史上的特定观点，保护命令通常需要普通法律的转化，基本权利的作用因而就只是‘间接的了。

一是权利义务的配置理念不同。3.概念表达不当的衍生后果 概念使用并非简单的名称选择问题，其背后蕴含着特定的理论旨趣，关联着整个理论体系。

具体化立法以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之间先在的权利义务为前提，将先在的权利义务具体化是立法义务的主要内容，立法者的自由裁量空间相对较小。客观而论，借助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阐释个人信息的国家保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7][德]克劳斯-威尔海姆·卡纳里斯：《基本权利与私法》，曾韬等译，《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第184页。[24]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54页以下。

只有将个人信息基本权价值化，该权利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唯一权利基础才具有正当性，也才能将两类异质性的权利统一于基本权利。首先，基于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客观法的预设，会不可避免地推导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客观法义务属性，而这一结论与我国宪法的体系逻辑相冲突。

[29]即使不考虑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客观法（客观价值秩序）这一表达在概念使用逻辑上存在的问题，其在教义学意义上能否成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理论前提，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不排除这种客观法义务具有再主观化的可能，但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预设，决定了客观法义务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基础。

2.从创制性义务到具体化义务 当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关系得以明确，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中的国家保护义务就应由创制性义务调整为具体化义务。根据该条例第58条第2款、第77条、第78条的规定，信息主体可就与其相关的信息处理行为向监管机构申诉，监管机构有权命令信息处理者满足信息主体提出的行使权利的请求，并将申诉处理的进展和结果、不服申诉处理的司法救济途径告知申诉人。

从个人信息基本权的客观法属性推出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明确了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客观法义务性质。[27]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对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价值秩序的认定，并非按照法教义学的论证逻辑得出的结论，而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宣示。理论上讲，只要信息处理者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满足合规要求，就应认定为没有过错。第一，民法典将两种国家保护义务融为一体的既成事实应予尊重，但在解释和适用民法典时，宜打破狭隘的部门法思维，在区分个人信息基本权保护和个人信息民事权利保护的基础上，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学体系。

第一，对于民事审判领域的基本权利间接效力，论者基于公私法二元化的考量，强调通过发挥民法概括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的管道作用，实现基本权利价值的注入。第二，个人信息保护法尽管有把两种权利保护融为一体的倾向，但总体上突出了对基本权利的保护。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权 国家保护义务 间接效力 部门宪法 。[7]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57页。

这意味着，个人信息基本权对国家权力型信息处理者和社会权力型信息处理者均具有效力，两种信息处理者都要受比例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的约束。[10]在这个复杂的义务体系中，国家义务只与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的权利相对应，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和信息主体之间，不存在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